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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眸:古籍文物收藏家周叔弢先生为国献宝
2012年09月27日 14:43
来源: 《人民政协报》  作者:叶介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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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周叔弢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实业家,是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中的杰出代表,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。他以毕生精力兴办民族实业,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,为壮大中国的民族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他也是我国古籍文物收藏家、版本学家,并将终身收藏的珍本、古印全部无代价地献给国家。

  周叔弢是一位著名藏书家。他收藏了大量的宋、元、明三代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善本书,许多古籍是无价之宝。

  周叔弢从青年时代起就爱买书。他为了收藏我国古籍,几乎花费了毕生的心血。他个人的经营所得,大部分用来购书。他把收购善本书当成最大的乐趣,七七事变以前,周叔弢购得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荛圃翁“陶陶室”所藏《陶渊明集十卷》,这是珍品,他异常欣喜。他渴望能买到“陶陶宝”的第二部珍藏《陶靖节先生诗注》。后来得知这部珍品竟被北京一个书商买去。这个书商知道周叔弢要购此书的急切心情,竟向周索要4000元,折合时价可买面粉四千多袋。为了避免珍贵古籍失散,周叔弢还是下了决心,不惜以重金买下这部书。

  解放前的旧中国,大量的佳刊秘籍国粹瑰宝流散国外。周叔弢对此深感痛惜。1933年,周叔弢获见日本文求堂书目列有中国宋、元、明本古籍图书几百余种,有的是他在国内看过、鉴赏过的,如北宋版唐代大诗人杜牧之祖杜祐所编之《通典》,宋刻绍兴本的《东观余论》,实为海内孤本。而书价昂贵,非周叔弢个人所能赎买。《通典》索价为1.5万元,《东观余论》也需1000元。周叔弢以1000元赎《东观余论》璧还故土,同时为《通典》等国粹仍流落东瀛而奔走呼吁,希望国家或国人富有财力者赎之归国,但终未能办到。周叔弢赎得《东观余论》回归之日,心绪万端,那正是外侮日深的时候,周叔弢提笔作跋,除记叙赎书的原委之外,还不胜慨叹说:“独念今者,边氛益亟,日蹙地奚止百里,当国者漠然视之而无动于衷,余乃告此故纸,不使沦于异域,书生之见亦浅矣!恐人将笑我痴绝无以自解也!意!”数十年来,每闻有古籍文物流往国外,周叔弢无不慨然心伤,而且不惜重金辗转索求,唯恐失之眉睫。他曾以1万元的代价收购险落东瀛的石涛名画《巢湖图》。他说:“为护一国宝,万元非靡费,虽手头拮据一时,无惶恤也!”

  作为一位爱书如命的收藏家,周叔弢收集古刻名钞,既不是为了附庸风雅,更不像众多古籍收藏家那样希望“子孙永宝”,而是为了不让中外的文化贩子、投机商人把中国文化珍品盗运国外。1942年,他眼看许多艺术宝藏被外国人买走,盗走,十分痛心。

  他根据当时的形势,估计再收购善本书是太难了,他在自订善本书目的同时,写下了几句留给子孙的话:“生计日艰,书价益贵,著录善本,或止于斯矣!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,然数十年精力所聚,实天下公物,不欲吾子孙私守之。四海澄清,宇内无事,应举赠国立图书馆,公之世人,是为善继吾志。倘困于衣食,不得不用以易米,则取平值也可,毋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,庶不负此书耳!壬午元旦弢翁至嘱!

  全国解放后,周叔弢感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政党,人民政府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,因此,当他决心在有生之年为国效力的同时,决定将凝聚着自己毕生心血的藏书,奉献给国家。

  1949年7月,周叔弢到北平开会,在书肆看到宋版《经典释文》第一册。他深知这是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二部散出的难得的珍本,就用高价买下,捐献给国家,使珍贵的善本得以完璧。

  从1950年开始,周叔弢就着手整理他心爱的藏书,首先被挑选出来的是藏书中的上乘精品,一本一本、一函一函,他都认真地翻阅、摩挲、校对、编目。到1952年,献书的准备工作做好了,周叔弢就把献书的心愿告诉了黄敬市长。当时,正值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的后期,一贯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的黄敬市长马上联想到周叔弢老要捐献藏书,会不会是运动带来的副作用,黄敬市长对他说:“叔老,书籍是生活资料,个人藏书是你的合法私有财产,你提出捐献,该不是政治运动给了你什么思想上的压力,产生了副作用吧?”

  周叔弢告诉黄敬市长,他只想到要让这批上乘珍品得到一个最好的归宿,并没有考虑其他,“捐书之心,并不是起于‘三反五反’运动之中,而是起于新中国诞生之时。”“如果真有什么政治压力的话,我也就不一定肯献了!”“我将心爱的藏书,贡献给我心爱的国家、人民,使这批古籍珍品永不招致流失损毁之厄运,使之能发挥作用,由国家收藏,岂不比我个人收藏更好么?”

  1952年,周叔弢奉献给国家的第一批书是他所藏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善本古籍中的上乘珍品,计715种,2672册,国家对此极为重视,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直接接受,而后收藏于北京图书馆。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,也是一位著名藏书家。他看了周叔弢赠书的目录,嘉许不已。他对周叔弢说:“您把最心爱的‘两陶集’都献出来了,真是毫无保留,难得!难得!”

  周叔弢说:“对共产党、国家、人民,我无所保留。献书的决心,从我来说,不是轻易做出来的,既然作出了决定,就要坚决实现,不搞藕断丝连,献书工作,还要继续进行下去!”

  1954年,周叔弢又赠给南开大学中外图书3000余册。1955年,又赠给天津图书馆清代善本书籍3100余种,2.2万余册。1972年,他又将善本书籍1800余种9100余册赠给天津图书馆。周叔弢还把他收藏的敦煌卷200卷,战国、秦汉古印900余方和元、明、清名人书画等多件,全部无代价地献给了国家。

  1980年,为庆祝周叔弢的90寿辰,北京图书馆将周叔弢为藏书亲作的题识辑为《弢翁藏书题识》,天津图书馆也编订了《周叔弢先生捐赠藏书目录》,供研究工作者参考,周叔弢感到非常欣慰。

  1981年3月8日,天津市政府专门召开授奖大会,表彰周叔弢的爱国热忱。在会上,周叔弢又向国家捐献了文物1260件,古籍图书1827种,计9196册。天津市市长胡启立向周叔弢颁发了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奖状和奖金1.5万元,周叔弢将奖金全部购买了国库券。1982年10月,周叔弢留下遗嘱把这些国库劵全数本息上交国家。

  天津市图书馆将所编《周叔弢先生藏书目录》赠予周叔弢,他十分高兴地说:“回想自己在七十多年的藏书生涯中,常为搜求到一本好书而感到其乐无穷,如今,我为这些书来之于人民又归之于人民,得到了最好的归属、最好的主人,感到无限欢快,非昔日之情可比拟。”

  图书馆一些工作人员,时常向周叔弢请教图书版本知识,鉴定古籍时遇有难题,往往最后请他拿主意。有一次,工作人员拿去几册古籍,请周叔弢帮助鉴定。周叔弢轻轻地掀开一本《元史续编》,抚摸着纸面,然后说:“这是明版,大约是永乐——正德年间的本子。纸质很好,看样子是云南的纸张。”待翻到印有年代的那页时,果然看到了正德年号。周叔弢还根据他多年的丰富经验和精深学识,写下了《善本书目》,以及《谈书》的小册子。这是他留给后人的又一份宝贵遗产。 

责任编辑:李加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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